这种大势，就是接受西学新知，以西学之新知、新理、新法来研究中国旧学，通过援西入中方式，将中国旧学逐步纳入到近代西方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中。

第三，它必须在起草技术上提供协助。因为法学的学习需要以人文与社会知识以及较成熟的人生观、社会观和世界观为基础。

从法学是大人的学问来看，结合美国法学院的本科后的JD教育经验，我认为中国法科教育如果能够尝试2+2+2的本硕贯通模式（简称三2制度），则是非常理想的。从世界各国法律人的成长规律来看，只有踏实地掌握法律职业技能与职业伦理的人，才有可能成长为杰出的法律人，进而，才会成长为卓越的法律家、商界领袖或政治菁英。法学思想虽然自古希腊就存在，但是法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进入大学制度进行传授，那是11世纪之后的事，大约可将1088年的波伦那法学院确立为法科教育的源头，也可以说是法学被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专业化的开端。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说法国的法律职业吸引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并不雄心勃勃的不愿意冒商业生涯的竞争风险的人。[5]逻辑法学体系的五大部分包括：学说汇纂上集（第一章至第二十四章第二节）、学说汇纂中集（第二十四章第三节至三十八章第十七节）、学说汇纂下集（第三十九章第一节至第五十章第十七节）、敕谕集成（第一章至第九章）、综合集（敕谕集成第十章至第十二章、法学提要、新敕谕等）。

这一迹象显现于关于法的本位是什么的问题讨论过程中。被定义为主流的东西恰恰不是最有意义和最有影响力的。为此，现代宪法设计了诸多制度来制约国家权力。

在这一意义上，普遍性是人权的本质特征。人权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公民权利。只有在此条件下，集体、个人的存在乃有可能。这也是现代宪法学的基本思维模式。

完全以所有人的权利或人的所有权利为导向的权力，必然导致共同体的毁灭，而共同体的毁灭也必然导致个人及其权利的毁灭。人权就是三种意义上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和谐状态。

对共同体的虚无化，导致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对立，而不能看到它们之间的统一。所谓的虚无化就是根本没有意识到人类的根本处境，即人总是生活在封闭、自足、互助的共同体之中。来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34-139页。他们必须用开放取代文化的封闭，他们必须解除精神的‘卑躬屈膝，美国是普遍同质国家的心脏。

对此，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恶人。这个方向就是普遍和同质的国家，而普遍和同质的国家是人类最高智慧的化身，是历史的终点，因此是无法超越的。善的生活就是人性的完美化。对于人权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这种差异仅仅是人权实现技术的差异。

  【参考文献】 [1] 梁成意.西方现代宪法的危机与中国宪法学的困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52-153. [2] 列奥·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M]. 何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7. [3]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67-128. [4]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颜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 [5] 格林.现代犹太思想流变中的施特劳斯[C]//刘小枫.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112-384. [6] 马丁.马克思、韦伯、施米特论人与社会的关系[C]//刘小枫.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84. [7] 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流满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4. [8]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96. [9]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60. [10] 谢晖.法学范畴的矛盾思辨[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264. [11] 童之伟.法权与宪政[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89-305. [12] 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6. [13] 莎蒂亚·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M]．赵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6-291. [14]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M]．刘宗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73.   梁成意，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需要说明的是，相关宪法文件和现代宪政理论虽然都提出了人权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性仅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

在这一意义上，物种是人的首当其冲的内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2款、《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序言第5和第8自然段对此都做了规定。

人权据此成为现代宪法的基本范式。权力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易变的原则，在权力未受到控制时，可以把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而且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因此，国家既不具有必然性，也不是个人生活的必要条件。你几乎看不出他们享受任何我们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然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只是表层问题，其背后更深层的底蕴在于权力与权利两者从来是一种反比关系，即权力扩张，则权利必然相反地缩减。基于个体的类生活，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做出判断，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

反之，权利扩张，则权力必然相反地缩减，权力与权利间的这种反比关系表明：只要权力无限制的扩张，权利便朝夕难保。因此，特定人群与个人在终极意义上总是寄生于他所属的共同体，这要求个人不要寄希望于一个普世的价值而脱离或毁弃自己的共同体。

[1]在国际政治方面，中、美就人权与主权关系之争、恐怖主义对美国价值观的挑战、欧盟宪法的兴起，为我们重新审视现代人权观提供了素材。人的权利（即人权）就是物种的权利，目的在于保证整个物种的存在。

人权仅与公民个人权利相关，国家权力仅仅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手段。（2）人权主体的广泛性。

否则，为了改造自然而去探索自然，只能破坏自然，伤害人类自身。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历史的演进就是不断打破三者之间的旧平衡继而建立新平衡的动态过程，人权的历史演进就是三者和谐共存的有序变动。  注释: [①]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遗忘了共同体这个概念，还经常把政府等同于国家。关键词:  古典政治哲学。

因此，合理制约权力的目的并不在于权力自身的合理正当，它只是实现正当目的的手段。因此，现代宪法学把国家和公民作为两个最为基本的宪法主体，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法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应以权利为界限，权力必须由权利制约[8]。

现代政治哲学认为，现代社会以及任何将来的人都会必然立足于‘知识，不再立足于‘意见。并且，这些权利构成一个国家权利体系的核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并衍生其他权利而具有母体性。

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个人总是生活在共同体之中，标识着共同体存在的权力也始终伴随着个人的生活而成为个人的命运。权力制约的真正目的是在公正、合理的权力运行中实现人们的权利、确保人们的权利。

非正当的权力由于在本质上就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相对立，因此即使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或者说在执行的过程中受到监督、制约，也是非法的权力，结果不仅导致个人的腐败，而且导致整个社会的灾难。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写道：对人权的无知、忘却或者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善的生活简单说来，就是人的自然喜好能在最大程度上按恰当秩序得到满足的生活，就是人最大程度上保持头脑清醒的生活，就是人的灵魂中没有任何东西被虚掷浪费的生活。现代人相信人类历史总是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迈进，人类一旦达至这个方向，历史便宣告终结。

然而，在理论方面，现代人权观本质上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文化的多元化与宪法的多元化已经冲击、挑战了现代人权观。（3）人权内容的普适性。

其次是他们整体性地思考人的问题，把人作为一个物种的存在，并且个人的存在依托于他所属的物种的存在，故物种的存在具有优先性。在古典政治哲学中，人与其他生命一样，首先是作为一个物种而存在的。

因此，人权的普遍性是永恒的，差异性是暂时的，差异性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是可以消除的。因此，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人类应该有相同的标准，遵循普遍性原则。